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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之《内奸》

发布时间:2019-11-01 所属栏目:主旋律 来源于: 点击数:6次

  作品通过曲折动听的故事,沉痛地记述了一个进步商人的遭遇,辛辣地讥讽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丑恶行径。

  这篇作品的故事,有着较强的吸引力量;作者饱含泪水的讽刺笔法,不时使读者发出沉重的笑声。这两个方面的结合,构成《内奸》的讽喻艺术的浓重色彩

  。在《内奸》开宗明义的第一段里,作者告诉读者他要说的是一个“复杂的故事”,五花八门、三教九流的人物就有十多个,时间竟长达40年之久。作者对这一切安排理丝有绪,脉络清晰,娓娓动听,头头是道,在驾驭如此庞杂的题材时显得裕如自然,毫不费力。人物很多,他着重写了一个商人的遭遇,事件很杂,他着重通过这个商人的眼睛观察了历史的变迁,40年的兴衰,世态的炎凉,共产党的真假,田五堂的可笑而不幸的遭遇,乃是一桩新的传奇公案。

  面对千头万绪,作者不去孤立地写环境,写事件、写人物,不去静止地写人物的肖像、心理、动作和对话,而是通过写故事把这种种统一起来,通过故事的发展变化刻画人物,表现时代,寓人物于讲述的故事之中。故事以绘声绘色、委婉曲折、引人入胜而见长,这是我国白话小说、说唱文学的显著特点和优良传统。

  《内奸》里写故事,除了“土”腔“土”调、入耳悦耳之外,刻意求工的是对人物关系、各种事件的选择、剪裁、安排和照应等等。它是以商人田五堂的个人遭遇为主线反映时代、结构故事的,作者尽量地不使故事游离于人物刻画之外,在一篇两万多字的短篇容量中截取长达40年的全部变故中的几个横切面,或描绘,或渲染;或放大,或熔炼;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;时而一带而过,时而精工细琢;纵横开合,首尾相顾;摇曳多姿,引人入胜。

  40年的境遇,在《内奸》里实际上写了两个不同年代的两件大事--巧妙地躲过日伪的耳目护送“表妹”就医和深陷冤狱、有口难辩。作者紧紧抓住这两件大事不放,让这样两件大事把两个不同时代的众多的人物纠缠在一起,难解难分,彼此冲突,产生悬案,布下疑阵,勾心斗角,你死我活,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,一环扣着一环,一浪高过一浪,出乎意外,又合乎必然。

  《内奸》是故事小说,也是讽刺小说,它对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无情地揭露和严厉的鞭挞,表现了作者犀利、辛辣的讽刺才能。他笔下的田五堂精通买卖,善于交游,见多识广,好吹好炫,随机应变,真真假假,云天雾地,本来是个喜剧人物。但是在“文革”中他被当作“内奸”,黄、严二人变成了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。这时他既不吹、又不炫,老老实实交代作证,反而却连遭痛打。20多年前就叹服共产党的一个精灵的买卖人,20多年后“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”;本来的一个喜剧人物,好炫瞎吹时没有被怀疑是坏人,现在竭尽忠诚地说实话,反而被视为“内奸”,成了悲剧人物,这本身就埋伏着一条讽刺的引线,读者由大笑进入了深思。

  田五堂是以正面人物的丑角形式出现,是个肯定性的喜剧人物,不时地给人产生笑。可是在“四人帮”及“帮四人”的迫害下,反变成了悲剧人物,所以这种笑是含泪的笑。而另一位清清白白的田有信,却是暗中诬陷好人的“内奸”,这是一个本来丑恶却力求自炫为美的否定性喜剧角色。作者用喜剧手法揭露其言行不一,表里不一,前后不一,让他自我嘲弄,自我出丑,通过讽刺性的笑,来鞭挞这肮脏的灵魂。

  《内奸》用犀利的解剖刀,把“文革”时期红脸白脸的灵魂形象地作鞭辟入里的剖析,而在这犀利的批判锋芒中,充满着强烈的喜剧色彩和讽刺力量。小说还运用辛辣的语言,增强讽刺色彩,有时几句反语,造成讽刺的语境;有时插入叙述者的议论,以嘻笑怒骂的评点,在诙谐的语言中潜藏着尖刻的讥讽。

  内容概要

 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,榆面商人田五堂生意正兴隆,他交游广阔,手脚大方,在唐河一带颇有名气。此时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,为首的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、法政大学学生严家驹。

  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后,严家驹与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队伍打鬼子。不久,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,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,一个被称为“黄老虎”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,严家驹担任副职。严家驹将自家的几十亩良田和作坊的产“共”了,买了枪弹,自己则改名为“严赤”。

  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,然而像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却连做梦也未梦见过。他决定暂时不做生意了。一天,黄司令员与严赤将他请去,他们对他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,鼓励他继续做生意,并帮部队到江南办药。就这样,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,他果然从上海买来了不少西药,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——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“共”出来的。

  田五堂的一个远房后辈田有信原先在一家粮行当伙计,粮行关门后回到田庄无事可做,常到田五堂处打杂跑腿,并向田五堂表露要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。田五堂心中有数,只等合适机会。1942年春天,支队遭日军包围,严赤带部队跳到外线将敌人引走,以此保护根据地人民。严赤的妻子杨曙有个4岁的孩子,现又怀孕了,黑天过封锁沟时不慎摔跤,无法再跟部队行动了,黄司令员带她到田五堂家隐蔽,并想找个医生看看。田五堂很是为难,最后决定乘去江南贩榆面的机会将杨曙带到那里躲避和求医。

  一路上田五堂与杨曙约定以表兄妹相称,田有信自告奋勇伴随护送。田五堂揣着伪县长的亲笔信和高邮湖大土匪头子的名片,一路没有留难。船到镇江码头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。本来,田五堂与码头上的一个伪警官有交情,嘴一歪便能上岸。可这时伪警官却调走了,换了几个凶神恶煞的日本人,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。杨曙没有良民证,根本没法上岸。

  田五堂见此状便断然独自一人上岸找了另外一个朋友——日本人的一个翻译。一见面,田五堂便称自己表妹的良民证被小孩玩丢了,这个翻译二话没说,与田老板一同来到码头上。翻译抱起杨曙的孩子,走到鬼子岗哨前与鬼子咕噜起来,孩子却吓得哭了起来,一个鬼子送给孩子一颗糖,竟轻松地放他们通过了。田有信送他们上岸后就回“家”报信去了。田五堂与杨曙母子则来到仁慈医院找曹约翰大夫,曹是田五堂的二婶收养的孤儿,因为从小在美国人办的医院里长大,皈依了洋上帝,并成了外科大夫,战火烧近时,美国人撤走了,把医院委托给曹约翰代管。杨曙便在曹大夫的病房内住下了。

  3天后,医院内发生了日本人的便衣队搔扰事件,为首的是严赤的堂弟严家忠,此人认识杨曙。杨曙意识到此时此地的危险性,便让田五堂送她回唐河,田老板想到杨曙的病情很重,坚决不肯答应。当晚他与曹大夫夫妇“摊牌”,将杨曙的真实身分告诉了他们,并要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她。曹大夫决定将杨曙安置在自己的宿舍楼内。经杨曙细细的盘问,田五堂只得说出了真情。杨曙以房内窗台上的一盆水仙花作为暗号,如果花盆不在了,就说明有危险,田五堂就应赶紧离开。从此田五堂的心就悬在那个水仙花盆上,每天要去偷眼望几次花盆是否还在。

  十多天以后杨曙终于出院了,田五堂与她一起回到了唐河根据地,受到了两位司令员的热情接风,田五堂乘机也拉来了田有信,从此田有信也参加了工作。当年杨曙生下一个女儿,取名小仙。20多年后,小仙成了一名演员,严赤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员,杨曙是当地的轻工业局局长。黄司令员则是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,曹约翰夫妇都是省人民医院的名医,田有信当上了副县长,田五堂得到了改造,成了蚊香厂的副厂长,还是政协委员,严家忠迟迟方被揪出,判了无期徒刑,在押劳动。

  “文革”开始后,严赤夫妇因为有反对林彪和江青的言论受到猛烈的批斗和审查、“外调”到了田五堂那里,专案组无中生有、捕风捉影地要田五堂揭发交代1942年带杨曙去镇江的“目的”和“详情”,并向田五堂提示许多“可疑的”细节,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对田五堂搞逼供信,田五堂受尽辱骂、殴打和酷刑,始终未做假供词,最后被戴上富农帽子和定为有“严重特务内奸嫌疑”,押回原籍管制劳动。

  不久,县革委会成立了,田有信成了第一把手,田五堂万分高兴,他自认为田有信完全了解他的苦情,而且会照应自己。不久,林彪死了,田五堂更觉有希望了,他找到田有信,开口就向他诉苦,田有信却以“在家不谈公事”为由坚拒田五堂。田五堂一次又一次地上机关谈“公事”,却遭到大门口的挡驾,后来还被公安部门认为是“乱说乱动”,“聚众闹事”,并被押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。

  原来,在找田五堂之前,“专案组”曾先找了田有信,在长谈了两夜之后,田有信谈出了当年镇江之行的“可疑之处”,对方听了如获至宝,他们按图索骥,提审了严家忠,攻下了曹约翰,然后才找到田五堂。就这样,曹大夫疯了,他的妻子自杀了,严赤夫妇生死不明,而田有信却荣任了县革委会第一把手。

  直到1977年黄司令员的名字见报,田有信才想起应将田五堂作为积案处理,但田五堂却不愿接受,他要求彻底平反。第二年春天,黄司令员和小仙来到阔别多年的唐河旧地,田有信赶去看他们,黄司令员告诉他严赤在“文革”中被整死,杨曙则被踩断了背脊骨,并向他问起怎样落实田五堂的政策,黄司令员认为,以往的田老板是个“路路通”的资产阶级,可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和新四军的,没有通林彪,“四人帮”,比起某些共产党员来他要干净得多!黄司令员来到田庄看望田五堂,并于当天将他送到医院治伤。

(编辑:moyuzhai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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